对一起宋代艺术市场事件的臆测

何卫平

     陈云岗《大江东去》  1999

     北宋徽宗年间，发生过一起疑似书画市场事件的传说，事件中的“操盘手”不惜假借玉皇大帝之远威，干预人间帝王，以此非常之手段达成艺术收藏的市场目的。同时代人洪迈在《夷坚志》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述：“崇宁大观间（1102-1106），蔡京当国，设元佑正人党之禁，苏文忠公（苏轼）文辞字画存者，悉毁之。”不仅如此，官员王铭仅因为翻刻了苏轼抄写的《醉翁亭记》，遭到了削籍的处分。此时，苏轼（1037-1101）才去世不久。到了徽宗皇帝执权的政和年间（1111-1118），因其崇尚道教，主持营建“上清宝箓宫”，常亲临监工，并举办斋醮活动。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神秘事件：
     一夕，（上）命道士拜章伏地，踰数刻乃起。扣其故，对曰“适至（玉）帝所，值奎宿（二十八星宿之一）奏事，良久方毕，臣始能达章。”上颇叹异，问奎宿何如人，所奏何事。曰：“所奏不可得闻，然此星宿者，故端明殿学士苏轼也。”上为之改容，遂一变前事。

（明）宋旭《奎星点斗》

     这件事之后，对苏轼文辞字画的禁令逐渐废弛，其字画的收藏也由“阴访”变得公开起来。至此，苏轼的字画手书开始成为艺术市场的“硬通货”和紧俏品，一直热捧及今。这一事件（或传说）是民间对苏轼“昭雪平反”愿望的某种干预手段，颇有神秘色彩。在今天的市场语境下，我权以“小人之心”将其假定为一起艺术品市场炒作事件。那么，谁是幕后操盘手？徽宗皇帝？蔡京？还是洪迈原文中提到的“自言为公出妾之子”的大垱（当权宦官）梁师成？

     试想，一个刚刚去世不久的大咖、文豪、书画家，其作品先是遭到政府“悉毁之”，从而减少了市场的持有量，与此同时，书画文辞更是被有心人“阴访”。进而，以上天“星宿”且直通玉皇大帝的“再世之身”迫使最高领导人的批示正名，并堂而皇之的进入资本市场。可见，操盘手何其高明，又何其煞费苦心！

     作为一起艺术市场现象，这一案例有几点符合经济市场的一般规律：首先，操盘手的眼光犀利，对预投资对象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远景估测，这得益于苏轼本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画作品，被后世尊为文学史里程碑式的“文豪”及美术史“文人画”开创者的崇高地位即是明证。其次，操盘手的步骤巧妙，利用苏轼政治站队上的历史原因，一面消减市场占有量，一面暗中购买，伺机而动。再次，在持有量达到可资操盘的时候，借力“上有所好”的道教信仰，争取政治翻案，以期达到自上而下的舆论、市场的双重认可。尽管过程费尽心机，却未明显地触碰伦理和法规红线。新近，佳士得拍卖行发布消息称征集到苏轼《枯木怪石图》，4.5亿的底价标签同900年前这位操盘手或有关系。

（宋）苏轼《枯木怪石图》（传）

     反观当下艺术市场，恰好缺失如上三个方面。表现在：1、多数投资者专业素养欠缺，品味低俗，对投资对象的水准、品质缺乏基本的判断和预测；2、艺术品的创作者及持有者直接介入市场，以行业裹挟市场，同商业合谋，造成“光芒万丈”的假像蒙蔽本就欠缺判断的出资者；3、大部分专业人士被高校、科研机构的量化考评所牵制，给艺术品鉴定、艺术批评、艺术经济人留下大片舞台，进而被大量市场的合谋者所占据，造成专业人士的失语或不被刚愎自用的投资者所信任的僵局。

     当然，历代艺术市场与资本事件时有发生，欺诈罢市，哄抬价格、以赝充好的事项记载颇多。但是，同当下“亿万皆商”的现状相比，古代的人群结构单一，以商贾利益为核心的爆发人群及中产阶级同艺术品市场几无关联。今天，利益投资代替了艺术品收藏；经济的爆发和呆萌跟风者的追捧助长了操盘手的盲目自信；法规的空隙、鉴定的乏力、铤而走险的疯投拓宽了艺术品市场的路径。

（明）陈洪绶《东坡行吟图》

     如果一定要给艺术品市场提出合理建议的话，我想，依旧是规范市场、强化法规、增强监督、尊重专家、提升审美等正确的套话。这些套话的背后却是，强大的资本、最大化的利益及贪腐化的人心。多数商人、出资者、艺术家、策展人等已合力将彰显人类精神旨趣的艺术品高度工具化。滚滚长江东逝水，谁堪挡？

     回到高洁而睿智的东坡先生，他在酩酊大醉中可以感喟“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面对一地鸡毛的现状，似乎也只宜在《寒食诗帖》中记述：“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所以，艺术市场的表象看似《水调歌头》，现状却更接近《寒食诗帖》吧！

（宋）苏轼《寒食诗帖》

     注：本文系中国美术报网“新闻时评”专稿（策划/李振伟），原载“中国美术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