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艺术作品走出艺术家的工作室或作坊,进入市场,以商品的方式流通易手,就意味着它成为双重属性的物品。对鉴赏者而言,可以传达审美、思想、工艺、人文等视觉观感及精神价值;对购藏者而言,易于起到升值、投资、流通及规避经济风险等作用。因而,在前者的视阈里,艺术品的伪作或复制品因为少了原作的“气场”,其精神穿透力往往大打折扣;但在后者的交易中,赝品的风险及贻害更为直接,动辄令购藏者倾家荡产,步入绝境。恰因此,赝品的制造者更易于获利,一夜暴富。在当下的各级艺术市场中,赝品比比皆是,成为艺术界、投资界的常见现象,“赝品危机”已经成为悬在艺术市场及购藏者头顶上的“定时炸弹”。

 

  依俗语,人有善恶,事有虚实,艺术品自有真伪。赝品是艺术作品进入流通体系的另一种存在,它同原作如影随形,此消彼长,顺应着市场的供需关系,检测着社会的诚信底线。

 

  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里,赝品,也被称为伪作、仿品、摹本、假画等。作为市场的产物,哪里有交易,哪里就有赝品。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诉求之间,真伪的存在意义略有不同罢了。且以书画交易颇为成熟的晚明为参照,在高雅者如文震亨看来:“若徒取近代纸墨,较量真伪,必无真鉴。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真鉴,真恶道也”(唐之契《绘事微言》);虚长文震亨一辈的袁中道则“检画卷之非山水者及近赝者,付入城售之”(袁中道《游居柿录》);而同时期的董其昌面对被人看穿的假画,恳请对方“姑勿广言”,随即转售“新安富家”。这类“步步惊心”的赝品事件在明清人的笔记、信札、著述中屡有提及,代表着不同人群、不同立场、不同境遇的人群诉求,也检测着不同时期的社会道德与经济状况。

 

  今天,我们面对方兴未艾的艺术市场,赝品高调入市,层出不穷,令许多购藏者苦不堪言。但凡涉足赝品,均类如袁中道、董其昌之心理逻辑,而鲜有文震亨式的真藏家。反过来看,恰因为市场上多数购藏者是以投机心理来支撑投资思路,才催生了另一拨持投机心理的造假群体。只是,前一种投机者占据了投资、收藏的“星光大道”,而后一种投机者“见不得光”的行径背离了社会契约。从而形成了两种本质相似而形式截然的社会心理及价值判断。

 

  如果说,利益与投机是构成赝品泛滥的内因,那么,购藏者鉴赏水准普遍低下就是赝品泛滥的外因。当下有能力投资艺术品的购藏者群体,多数是商业社会的大小赢家们,他们面对“水深火热”的艺术市场,很容易感受到“火热”的现象,却难以顾上“水深”的危机,笃信人人都是鉴赏家。甚至,翻阅几本拍卖行的《拍卖图录》就敢于举牌竞拍,这是商业自信付诸于艺术市场的一贯案例,其内在的自负多数造就了“交学费”的惨剧。但是,对于初涉者来说,他们宁愿把高昂的“学费”或倾家荡产的风险赌注交付予市场,也不大愿意提升自身的鉴赏水准,或聘请专业人士以“掌眼”。

 

  与之对应的是,受学科训练的人士多被课题、论文、著作、参奖等量化研究指标绑架,投入学术的“制造”队伍,无暇参与推动市场的良性发展,间接致使艺术鉴赏、鉴定行业大面积空缺。博物馆和术馆森严的制度、高耸的玻璃、复杂的人际亦阻隔了鉴赏者触摸原作的机会,鉴定家整体水准下滑与此不无关系。良莠不齐的购藏群体搭配着水准失真的鉴定群体,钻营着不甚健全的艺术市场,构成了当下艺术市场的基本生态。试想,诸多现状的后果必然是,走穴的票友鉴赏家被推到了舞台前沿,来收拾鱼目混珠的交易残局。

 

  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的特殊性及行业漏洞,既激活了书画造假的内因,也滋养了其外因。由于艺术品不是衣、食、住、行等民生刚需物品,其价格无法像一般商品那样受物价部门的评估和调控,龙潭虎穴式的市场给予铤而走险者以赌场般的发挥空间;与此同时,购藏者普遍缺乏鉴赏力,对优秀的作品视而不见,所谓“名家”作品、古代字画、稀缺物制品备受青睐,令造假重灾区逐步坐大,并借助现代化技术,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增加了艺术鉴定的难度。

 

  另一方面,法制同艺术品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为其造假提供了温床。例如,素以耿直犀利而著称的吴冠中先生生前曾面对一个年轻收藏者的求助,在其于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竞拍的一件赝品上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吴冠中,2008年7月1日。”收藏者随即将拍卖行及送拍人告上法庭,而被告方的代理律师提出:“如果吴冠中是鉴定人,他需要出具鉴定资质。”一句话,艺术家没有鉴定师证书,因而没有资质证明自己作品的真假。这虽是个狡黠的钻空子,但得到了司法支持,最终法官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无法追究造假者和拍假方的责任。

 

  笔者认为,用道德和诚信去绑架商业时代的造假者,是一种无效的呼吁,只有当购藏者自身的鉴赏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国内发展成熟,艺术法规的健全及艺术教育的贯彻,艺术市场的作伪才会被理性“供需”所消减。但要完全消灭赝品市场,几乎没有可能。恰如清代徐余说:“前人笔墨伪者居多,古今赏鉴家受人欺者过半,然必多方掩饰,自矜目力胜人,彼以为假,我独识其真。盖自愚及可愚人,此千古收藏家之秘诀也。”(毛祥麟《墨余录》)

 

  赝品猖獗的背后是利益的角逐,甚至是多方利益的合谋。在现有的市场前提下,公安机关的“打假”无法抑制传承有序的“千古之秘”,吴冠中先生的铮铮铁骨也无力补救《拍卖法》的缺憾,只有购藏家练就火眼金睛,才能抑制局部赝品的泛滥,至于诸多的赝品、假画、仿品,对艺术市场的供需关系而言,只是愿打愿挨的投机斗智,多方利益角逐必然造就几家欢乐几家愁,自不必大惊小怪。(注:本文部分文献转引自叶康宁《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

 

  本文转载自《翠苑·民族美术》2017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何为平,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本科硕士先后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研究方向:当代艺术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