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平

 

  “藏二代”是对“富二代”“星二代”“官二代”等概念的沿袭,一般泛指成长于新中国的“藏族”第二代,亦用来指代改革开后起步的收藏者的二代延续群体,本文所探讨的对象特指后者,且限定于艺术品收藏者范畴。由于20世纪中国频繁的战乱和社会变迁,传统的收藏世家或遭逢罹难、或移居海外、或自毁藏品,经过“文革”及“破四旧”之后,收藏世家这个概念几乎消逝。改革开放以后,收藏悄然回归。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盛世收藏的观念开始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出于兴趣、记忆、情怀、财富投资等方面,对书画金石、历史遗物及当代艺术等领域的收藏均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群体,但是,其中称得上“家”的仍只占一小部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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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作为艺术收藏的分水岭,当时起步的收藏者多为接受过民国教育及50后人群,他们的童蒙生活中尚延续着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历史人文等元素,这决定了他们的眼光、审美、趣味是以传统审美价值为准则,以经济能力为分层的收藏行为。及至当下,50后的“尾巴”也已年届花甲,到了退休养老的年纪。虽说收藏和退休无关,且愈老愈值钱,但他们半生的精力和钱财所倾注的事业,也逐渐需要子女的认同和继承,延续“子承父业”的家族文化。但事实较为复杂,由于两代人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的差异,认识和行动的冲突在所难免。可以推算,收藏一代的子女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是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入驻”后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认识同父辈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面对家学和遗产,也自然有其独立的识别和取舍,这就决定了艺术品收藏在“藏二代”中新格局的必然性。

 

  金庸的《鹿鼎记》中,男一号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和九难师太都是反清复明的角儿,而韦小宝则选择两边通吃、多方讨巧,除了市侩的利益取舍,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生于清,对明王朝没有情感和留恋。而其师父辈的陈近南和九难师太则表现出对前朝的留恋和对新时代的排斥。于是,两代人潜在的冲突就此展开。在艺术品收藏领域,这种类似的冲突同样明显,缘于这一冲突,艺术品收藏新格局的序幕逐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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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70后、80后而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前历史时期和现代化、农耕文明与信息时代均有接触且交织存在。历史故事题材的连环画、日美动画片、港台影视剧、流行乐、好莱坞等融合构成了他们成长中的文化根系,这一根系本身就是包容性和冲突性的综合体。这一代人参与社会进程,在新千年后又受信息网络文化的冲击,接受后现代生活方式。因而,对他们而言,从艺术品收藏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的人群,其认识呈现为以传统嫁接当代、以国学吻合西学、以历史孕育生活的“杂糅”现象,杂糅的文化和生活具有不确定性和摇摆性。其中,优越的一面凸显可以造就文化的“集大成”者,“消化不良”的一方可能沦入“四不像”的审美迷茫。因而,对于“藏二代”而言,传统与当代的分流也最为明显。

 

(二)

 

  未来20年的艺术市场,注定是“藏二代”的天下,处于收藏中低端的传统藏品,由于父辈的离世和新藏品的更换,在“藏二代”的选择中将可能被大量抛售,继而成为新生(第)一代传统爱好者的“起步”收藏品,填充市场的空缺,有助于孕育90后藏家的传统情怀。高端的传统藏品由于存量稀少,且多被一代藏家所珍重,尤其在家产移交和遗嘱中有特殊体现,甚至为此购买高额的保险及其他私人措施,贴上“传家宝”的标签,因而一般会较少流入市场,反而会被捧上更高的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收藏品相关制度的完善,如未来可能模仿欧美一些国家措施以降低税收的方式鼓励企业开放藏品,大量私人美术馆或博物馆对公众免费开放,这些传统经典藏品将逐步进入大众的观赏视野,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此情况下,传统经典的高仿艺术品将横空出世。以绘画为例,2000年前后,日本二玄社高仿的台北故宫藏画在全国巡展和销售,当时范宽《溪山行旅图》仿品为6000元人民币,相对于彼时的人均收入,这无疑属于奢饰品了。当下,但随着印刷工艺、激光扫描等技术手段的提升和普及,尽管市场上的多数仿品仍不能达到二玄社的仿真水准,但市场600元左右的价格即可接近其视觉感受。更次一些的仿品几十元即可购买。仿品的普及是经典艺术品进入千家万户的捷径,也满足了非藏家的家居消费,这一群体一旦在经济上达到富足,将逐步接手“藏二代”所淘汰的流入市场的传统艺术品,构成了对藏一代的普适继承并将夯实传统艺术的复兴基础。

 

  另外,具备传统审美的新形式的艺术品将成为市场紧俏儿,尤其是以传统审美为核心,具备现代转换价值和审美品位的艺术品。在艺术领域,由于前沿艺术品创作同收藏呈现“时差”,在西方这种时差为50年左右,即前沿的艺术作品在50年后才能进入多数藏家的视野和仓库,如梵高、黄宾虹的作品均是在其去世50年才被行业认可,被收藏家追捧。这一时差在中国还要略长一些,或60年,或80年。以此推理,肇兴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当代艺术,尽管已有独立的收藏机构和个人,但要进入普适的收藏,很可能要到2030年前后达到鼎盛成熟,此前不甚景气的摄影、装置、影像作品将逐步进入中国“藏二代”视野。

 

(三)

 

  如上是乐观的推测,由于经济观念的过渡深入,收藏往往被视为“发家致富”的手段,尤其在一代藏家的认识里,收藏等同于高息“存款”。因此,收藏的动机颇为复杂,其间对艺术品的感受和情怀不免打折,造成了中国式“收藏家”同西方语境的收藏家呈现一定的区别。“藏二代”尽管受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影响,但在开明的父辈哪里,应该更早的受到“藏品”的直接熏陶,其对艺术品认识的情感和“投资”之间比之父辈要显得纯粹,更为重要的是,“藏二代”没有父辈们创业之初的苦大仇深感和生活窘迫感,由于经济的优越和成长的自适,在收藏领域的投资和视野更加西化,也就更加接近于西方式的“收藏家”。

 

  导演王小帅曾经拍过一部名为《青红》的电影,讲述了上海知青在边缘山区落户的家庭故事,父辈强烈的希望子女们回到自己曾经成长的大上海,为子女制定了各种苛刻的日常条框和学习计划。但对子女而言,山区才是自己熟悉的家和情感的寄托地,上海则是个陌生的地方。莫名的排斥导致对父辈的行为产生抵触,两代人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导致了悲剧。一些藏家面对媒体的采访,许多人担忧自己的藏品终将会被子女兜售一空,两代人不同的认识更是普遍存在。处于交接过程的收藏家及其二代,建议看看电影《青红》,以免于在收藏观念的差异中出现类似的冲突和悲剧。

 

  艺术家、批评家不应小觑“藏二代”的审美眼光和经济实力。尽管,他们的成长还需要过程,但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注定了他们将是构成收藏新格局的主体力量,不妨拭目以待。